付向东：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教授。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病毒学系，获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赴美国留学，1987年获凯斯西储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其后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四年，1992年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助理教授，2002年任正教授至今。
付向东教授长期致力于探索生物学的基础原理和转化，在核酸可变剪接和RNA结合蛋白领域的研究工作及学术成果享誉国际学术界，在生物领域的顶级期刊发表近200篇论文，并获得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颁发的癌症创新技术及分子分析奖和Searle学者、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等美国生物学界一系列重要学术奖项和荣誉称号。
本来被“下放”到农村老老实实做了农民，结果赶上恢复高考进了武大;本来准备学数学“摘取皇冠上的明珠”，结果被调剂到了听都没听说过的“病毒学”;本来在赴美研究生考试中名落孙山，结果其实成绩名列前茅只是被工作人员操作所误;本来只想踏踏实实做点自己感兴趣的实验，结果时不时机缘巧合有重大发现，在生物领域顶级期刊发表论文近200篇……
时过40年重回珞珈山，付向东不能不感慨，命运真的是个神奇的东西。4月23日，武汉大学77级校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教授付向东受邀回到武大，作为通识教育大讲堂第五讲暨校友鲲鹏大讲堂第一讲的嘉宾，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及科研经历，与学弟学妹们探讨如何《在科学探索道路上理解人生》。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赵雪梅，77级校友代表、武汉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骆郁廷，77级校友代表程金谷，生科院党委书记姜星莉，本科生院副院长黄明东，武汉大学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副处长徐毅等出席了讲座活动。
赵雪梅为付向东颁发了通识教育大讲堂主讲人证书及校友鲲鹏大讲堂纪念水晶杯。
讲座由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建中教授主持。
“从初中到高中，我们真正坐在教室里学习的完整时间只有一年。从人民日报上看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时，离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付向东简单回顾了自己走上学术生涯的人生道路。因为学生时代刚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付向东随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湖北安陆五七干校。还在读初中的他变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插秧、割谷、犁地样样都干，“你们现在想象不到，在稻田里听到邮递员吆喝有一封武大的录取通知书时候的心情有多么的激动。”
而进了武大，本来打算学数学，对“生物系”、“病毒学”这些名词无比陌生的付向东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正好在他1982年毕业的时候，受李政道先生CUSPEA(中美物理学联合招生项目)的启发，华裔分子生物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吴瑞教授发起了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招收顶尖的中国学生赴美学习研究生课程。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生命科学领域最早的国家公派留学项目，竞争非常激烈，每个单位只有前三名的学生能够报名，总共400个名额，笔试完了录取120人，最终经过美国教授现场面试后，选取60人赴美留学。
付向东在这次考试后遭遇了人生第一场重大挫折。尽管自己觉得考得非常不错，但成绩公布后，他并没有进入录取名单，而同时报考的同学都被录取了，这让他一度觉得抬不起头，“走在路上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几经周折，付向东争取到了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查分的机会。“我在办公室等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几乎是我人生最漫长的半个小时，各种最坏的结果我都想到了。”回忆起这段经历，付向东记忆犹新。半小时后，他等来了学校领导亲自来给他当面道歉。“我的考号是49号，成绩是125分，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把我的考号当成成绩登记进去了。”
虽然找到了问题，但此时，付向东已经错过了赴美的机会，1983年第二届CUSBEA考试的时候，他才拿到了凯西保留地(凯斯西储)大学的OFFER，顺利出国。
“人生的机遇非常奇妙，好像我的每一步都有一个大师在背后支持。”从倡导恢复高考的査全性教授，率先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刘道玉校长，到武大病毒系创始人高尚荫教授，再到自己在美国的导师JONATHAN LEIS，公认的分子生物学奠基人TOM MANIATIS，以及“罗马尼亚杨振宁”GEORGE PALADE……现在，付向东已经是享誉国际的生物学大师，但对于一路上给予自己无私帮助的前辈大师，他一直心怀感恩。
从大师身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多，但有一点很明确：“做科学的时候经常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只要OPEN YOUR MIND，保持追问就能有所收获。科学就是追问下一个问题。”
他的经验是，只要保持好奇心，常常会有机缘巧合的发现。对于国内的学术界，他也希望多一些以科学和好奇心为导向，而不是纯粹以市场为导向的研究。“走过了40年回头再看发现，不管学的是数学、工程、任何学科都好，最终得到的不是知识，而是理念和信仰。”
精彩的分享之后，付向东教授与在场的学弟学妹进行了一轮现场问答交流。
Q：作为学术大神，从您的科研经历来看，似乎就没有什么搞不定的事情，研究的领域也是跨度挺大的。对于我们年轻的研究者来说，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似乎有很多障碍，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A：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身边的老师、同事做的都是自己熟悉领域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以技术为导向，到了哈佛以后不一样，不管他懂或者不懂，他做的永远是以科学为导向的研究，不懂就去学。所以我PhD毕业以后去哈佛做博后也是非常震撼。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知道所有的事情，以前看牛顿、达尔文觉得他们好像什么都懂，但大师真的凤毛麟角，更多的是专家。我建议大家想问题不妨想大一点，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就去做，要勇于去问新的问题，进入新的领域。
评价一个机构是不是顶尖，不光是看发了多少paper，二是多少顶尖的科学家能够毫无芥蒂地在一起交流，进行学术的碰撞。这个就是所谓的软实力。只要能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好的科学家。
Q：跟40年前相比，国内外科研形势有比较大的变化了。您觉得国内的学生有必要出国学习吗?
A：40年过去，国内很多机构的硬件条件其实跟国外差不多了，但毕竟中国还在向国外学习的阶段，如果有机会，我还是鼓励大家出国，只有走向世界，才能理解世界，才能驾驭世界。
当然，国内也出现了很多很好的实验室，甚至比国外有些高校更好。也可以倒过来，在国内做出一定的成果再出去学习。现在大家的机会很多，条条道路通罗马，当然不管怎样，我主张大家既不能胸无大志，也不要好高骛远，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有了一定的积累再去拓展。
Q：您谈到了科研道路的各种机缘巧合，我也是做研究的，感觉并没有什么成果。真的可以有这种机缘巧合并且影响自己的科研道路吗?
A：做科研最大的乐趣就是会有很多的机缘巧合，可以说这是做科学家最大的奖赏。怎么得到这种机缘，让巧合发生的概率增加?我建议大家如果对科研感兴趣，除了大量做实验以外，还要广泛阅读。
对我自己而言，我常常在一段谈话或者一个会议当中发现，实验室里想不通的问题，别人的意见可以给我启发。所以交流也非常重要，你们自己真正碰到了才会有更深的体会。
文：刘丹
图：刘丹
—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