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剑龙
(主任律师、法学教授)
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北京市政协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特聘顾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特聘律师;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特聘律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特邀监督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兼职教授;武汉大学北京校友总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北京校友总会法学分会会长;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理事;武汉大学韩德培法学基金会副理事长;武汉大学马克昌法学基金会副理事长。
皮剑龙：做律师一定要有信念，不忘初心
宽敞的办公室里，高高的书柜并肩站满了一面墙，摆满书籍和各类荣誉证书。这是武汉大学1985级法学院校友皮剑龙的办公室。作为一个“斜杠人士”，皮剑龙的社会头衔多到一只手数不过来：北京市政协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特聘顾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特聘律师;武汉大学北京校友总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北京校友总会法学分会会长;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理事……
与这些社会职务给人的严肃感觉截然相反，皮剑龙本人非常热情随和。那颗纯真的赤子之心，跨越近半个世纪仍鲜活地跳动着。他坚持着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做律师一定要有维护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的信念，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发展后回馈社会，为国家做贡献。”
拖拉机手的大学梦
“我读书的时候正好赶上文革， 1977年高中毕业以后当过老师，开过拖拉机。耕田、插秧、收割，都干过。”虽然从小生活在农村，但因为父母都是老师，皮剑龙也算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读完了高中的“文化人”。不过这个高中“水分”不小。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皮剑龙的整体感受是“痛并快乐着”。受文革浩劫的影响，皮剑龙从没学过英语，化学总共知道几个公式，高中学校总共就三个班：农机班、兽医班和红医班，学习任务就是帮农村搞生产。浑浑噩噩地上了几年“高中”，皮剑龙不到15岁就拿到了毕业证，开始当起了初一的老师，连勾股定理都不知道。
一边当老师，一边还要参加农村的集体劳动。除了开拖拉机做农活，皮剑龙还参加了公社修水库。和一般的劳动力一样，还没成年、只有七八十斤的皮剑龙每天也要挑土筑坝。“一担100斤，要挑36担。从山上到大坝里面，一个来回就一公里。”这让皮剑龙脖子后面的隆椎都磨平了，对他现在的颈椎也有严重的影响。
生活非常艰苦，但皮剑龙自己并不觉得，每天繁重的劳动过后，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没有电灯，就用墨水瓶装上捻芯做成建议的煤油灯。就着昏黄的灯光，他看了曹禺的《雷雨》、刘心武的《班主任》，甚至一些不允许公开发行的“禁书”。他写小说、诗歌、话剧、还有电影剧本，深深沉醉于文学的美妙之中。“非常留恋那个时候。虽然物质上完全不富有，但是觉得精神上非常充实，天天有劲儿，再忙也看书，再忙也学习，天天鼓着劲儿。”
也不是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招工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但皮剑龙最大的梦想还是考上大学。为了备战高考，他专门回家报了一个补习班，全心全意备战。1981年，皮剑龙顺利考上武汉大学。
相遇武大奋起直追
虽然考上了武大，但皮剑龙深知自己跟其他同学相比底子很差。差距最明显的是英语。“我没学过，没办法，高考的时候我就拿四张纸条抽签，抽到A我就填个A，抽到B，就填个B，胡编，最后考了12分，全年级最差，是当时整个武大得分最少的。后来同学都笑话我说你这傻帽儿啊，怎样也不会只考12分啊，全部写B还说不定有25分。”
为了赶上进度，皮剑龙开始猛攻英语，“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号之前我已经出宿舍了。早起去山上记单词，每天至少半小时。”准备考研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六点半一定在教室里听英语，晚上先在教三楼看书复习，九点熄灯了，再到通宵开灯的教二楼复习，一直到夜半十二点甚至一点钟再回宿舍。他最喜欢的地方是老斋舍上面的图书馆，记忆里都是在老图书馆读书的身影，“那个地方是太美了”。
学习之余，皮剑龙也积极参加各类活动和社会实践。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实践是在大二暑假，学生们组织了一个社会实践讲师团去给江汉油田的工人讲课，皮剑龙主讲刑法。这次实践使他收获颇丰，一方面，讲了一门好课增强了自信，另一方面也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直到现在，当时讲师团的朋友还时有联系。
皮剑龙喜欢演讲。虽然普通话不好，但他酷爱听评书，喜欢评书的有声有色，自己在演讲中也有意识地学习这种方法。凭着一腔激情，他还得过演讲比赛的三等奖。“有激情才有意思，讲课也是一样”。直到现在，他还年年不忘当初听马克昌教授授课的情景：“马老师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他讲的都是他研究的东西，国际的观点、国内的观点、他自身的观点以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虽然讲一口河南话，但那课好听极了。学生有整体直观的理解，视野很快拓宽了!”
去北京社科院读研以后，皮剑龙更加热衷于社会实践，他担任团委秘书长，负责团委各个活动的协调。皮剑龙组织研讨、出各种刊物、演讲以及辩论，这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对他提升非常大。
为了原则戒烟
1988年，皮剑龙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刚刚组建的监察部到学校招人，学校推荐了包括他在内的两个人。他在监察部(后与中纪委合并)总共呆了8年，这8年里，珞珈山的风骨始终影响着他。
本来，皮剑龙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抽烟，大学也抽，但参加工作不久，他就自觉给戒了。“因为一出差办案子，别人知道我抽烟，就成箱给我送。1988年的时候，我的工资九十块，一条好烟就要60块，相当于我大半个月的工资，别人一送就是一箱，几百上千块。还有洋酒，那个时候也是一两千一瓶，好一点的要一万多，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多万。这些都不能要。后来我干脆把烟戒了，免得别人再有借口送。”在中纪委的经历，皮剑龙自认为经受住了考验：“当时各种糖衣炮弹太多了，我至少可以说没收过一分钱。我对得住我自己。”
即使参加了工作，皮剑龙依然喜欢写东西。那时候中纪委刚组建，各项制度，包括检查制度、政务公开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等等，他都能写成新闻发到报纸上。稿子写得多，稿费也纷沓而来。单位传达室有个小黑板，一般有挂号信的会系在黑板上，有汇款单的就写个名字。皮剑龙出差一个月，结果回来后黑板上全是署名“皮剑龙”的汇款单，一篇文章十几块钱，有的几十块钱，加起来很可观。“可惜的是现在很多都找不着了。”这也算的上皮剑龙的一大遗憾。
下海“靠专业吃饭”
中纪委工作期间，皮剑龙参与查处了很多大案要案。“从个人来说无愧于这一经历。但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大潮下，还是觉得应该投身于改革之中。”
1994年，皮剑龙有了下海的念头，但对于这一决定，时年30岁的皮剑龙其实是非常矛盾的，多年来他在单位一直被信任、重用，可以说前途一片光明。而一旦脱离体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最终创业的冲动压倒了现实的考量。1996年，皮剑龙回归专业开始做律师，很快成为金台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再后来，金台从最早的几个人逐渐发展到一百多个在京律师，同时在武汉、天津、上海、深圳和郑州开设分所，产值过亿，位列北京前二十……能够投入到改革的大潮中，靠自己的专业吃饭，他感到非常自豪。
“做律师不能仅仅是为了赚钱。钱这个东西其实是过眼云烟，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这才是价值所在。”皮剑龙坚信信仰的力量：“人还是有点儿信仰才好，有点儿抱负，有点精神。无论我当时教书也好、开拖拉机也好、上武大也好、在机关也好做律师也好，我一直有些梦想，有些责任担当的价值观。现在有些年轻人急功近利，这是做不好的。”
对话皮剑龙：财富是过眼云烟，服务社会才是价值所在
Q：您怎么看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A：做律师就是要做些公益、承担社会责任。很多大老板过去是首富，现在什么都不是，都是过眼云烟，不要把利益看得太重。不是只有钱多才有价值。虽然行业不能比，但你在这个行业中就一定要干好，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更好地够服务社会，这才是价值所在。
我们虽然自己发展了，但还是希望能回馈社会，为国家做点有意义的事儿。我们所经常搞一些公益，支持大学、高校之间的辩论赛。积极参与支持大学的各类人才基金，就是为了培养大学的教育和研究。我们还经常对口支持法律人才力量相对薄弱的县市，提供法律帮助。
Q：对于年轻的律师，您有怎样的意见和建议？
A：年轻人不光要读书还要实践，很多东西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律师行业也是二八定律，80%的业务集中在20%的人手中，另外20%的业务才在那80%人手中，甚至可能达到90%。现在一个情况是很多律师没官司，老百姓很多官司没律师，为什么?因为做些小案件很难维持一个事务所的运转，但我们认为的小官司，在老百姓眼里可都是大官司。比如离婚案件是小案子吧?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婚姻是终身大事，离婚案子就是最大的事儿了，再比如房屋买卖纠纷，一个老百姓一辈子就一套房子!比如说交通意外，一个人都死亡了受伤了，还能有比生命健康更重要的吗?大事儿!这样有案子老百姓也不肯交给年轻律师做，因为没经验，但有经验的又做不了，他没精力做。所以律师不相信眼泪，不相信谦虚，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会很快进入角色。
我觉得年轻人成长还应该有信念的支持，现在有些年轻人太急功近利，这样是做不好的。我始终认为，做律师一定要有维护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的信念。不忘初心，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发展后回馈社会，为国家做贡献。
（文字/黄好 录音整理/黄好 摄影/章佳音 编辑/刘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