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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
发布时间:2014-04-23 00:00:00  点击数:

个人简介

武汉大学1979级政治经济学系校友、第七届杰出校友,武汉大学校董,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副理事长。

现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同时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先后在湖北省统计局、省委政策研究室、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在宏观经济、资本市场和信用评级理论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出版有多部专著,曾多次发起和参与国内外大型学术研讨会。1992年,毛振华辞官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成为中国评级行业的开山者。其间,他还参与了多家国内知名公司的创建,曾亲自主持中国三峡工程融资总体方案设计等多个政府项目,以及十余家企业海内外上市,是我国“92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

成功历程

离开权力的金字——从官到商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旋风,不仅在政治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经济上也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对于谙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来说,机会似乎来了。

那一年,是毛振华在中南海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第二个年头,这个体制内一直都走得顺风顺水(从副科长到处长的每一轮提拔,都是破格的)的年轻人,在权力的金字塔面前,忽然有了退却的念头。
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在如何为国家尽力这个事情上,他和他的同班同学、陈东升看法颇为一致,一定要做一个中国没有的东西。

“其实点子是几个同学一起讨论出来的,东升说外国现在有的,中国还没有的,以后肯定会火。所以,我就搞了信用评估。”毛振华笑着告诉记者。

毛振华要做一个中国的穆迪公司。在当时的毛振华看来,偶尔看到或者听说这个公司只是在广播或者报纸上,这样的字句在他脑海里印象很深刻,“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穆迪公司调低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

在当时毛振华心目中相当神秘的穆迪公司,由约翰·穆迪于1909年创立,总部位于纽约。1913年,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尽管对于要做的事情相当懵懂,但毛振华并不孤独,那时候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越高耸的电报大楼和民航营业大厅,大约10多分钟就到了陈东升西单的家,天南海北地聊,通常聊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冲动而兴奋。

“我和陈东升相互启发,我们要做公司,讨论怎么做?不是说我们天生就能做这些事情,更多的是一种年轻的冲动。”

1992年5月,适逢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毛振华照着报纸抄下了企业章程的每条内容,开始筹备创立中诚信。

在此过程中,他性格中的固执一面大放异彩。他认为创办公司的第一步是先有金融业务许可证。至于跟谁申请许可证,毛振华心里也很模糊。

还是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复兴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找主管的处长、司长,跟他们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他们管,以及怎么管?”约人,吃饭,反复跟对方说,自己要筹备的公司在中国是多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这样,经过四个月坚持不懈的游说,中国人民银行给中诚信发了金融许可证。因为体改委的两个文件,找钱又有制度上的保证,接下来的事情对毛振华来说,相对容易些。

毛振华给他的公司找了12个国资背景股东,第一期资本金2000万,第一部分到账时是500万,余下的三年后才全部到账。

股东们基本都隶属于金融业,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家机关单位等,比如,中国审计组管理的中国审计律师事务所,司法部管理的中国律师中心、中国证券协会……

“当时所做成的事情,现在看来几乎完全不可能。但当时没有概念,一心想游说他们。有机会找到他们的领导就说:这东西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很不错。但也不敢拿太多的钱。” 毛振华如此描述他那时候的一种状态。

1992年10月8日,中诚信成立,一家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评价的独立中介机构宣告诞生。10月9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消息。

一个典型的92派
当然,在那个年代,弃官从商也是一种趋势。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财经作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他们能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这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对“中国”、“国际”等字样仍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不过,那时候的毛振华在中诚信是没有股份的,尽管公司由他负责筹建,但他没有投票权。公司最初的办公地址位于北京三里河西苑饭店4号楼的一个普通的房间,条件比较艰苦。

把一个新生事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毛振华用了三年的时间。

1992年12月26日,公司在董辅礽、厉以宁、江平等几位著名学者的组织下,制定了国内第一套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公布了第一部《信用评级业务指南》。那时候中诚信的业务涉及到信用评估和股份制改造。

1992年到1994年上半年,金融领域的改革开始了;在国有企业领域,“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也开始萌芽,并成为趋势。
毛振华抓住了机遇,他的中诚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承接了许多业务:从为三峡工程设计融资方案开始,先后担任杏花酒厂、中国有色、武汉中百、伊利实业等众多企业改制和上市的财务顾问;山东华能项目成为中诚信第一个在纽交所成功上市的项目……

1994年下半年,中国的资本市场走向低迷,中诚信的业务也随之陷入了低谷。毛振华遇到了创业以来的第一个冬天,股东们的投票几乎让他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

此后,他在香港呆了三年,任香港某上市公司的副总裁。去香港之前,他跟对方谈了条件,就是中诚信这边的职务他必须兼着。三年间,工资加奖金加期权,毛振华拿到了一千多万。“这笔钱是我能把中诚信买回来的一个必要条件。”

1998年,朱镕基总理的施政承诺中有一项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采用的办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诚信的12个股东选择了渐进的退。“一点一点买回来中诚信的股权,从最初的10%,到现在60%的股权,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毛振华笑着说,“我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功成身退——从商到学

在他的名片上,除了正面写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的头衔,名片的背面还有六个社会职务,但唯一跟中诚信有关的职务是——“中诚信首席经济学家”。在公司15周年的晚会上,公司为他举办了一个送行仪式,祝贺他转身成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