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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校友在哈佛大学演讲:经济改革的核心仍是政府自身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发布时间:2015-05-06 00:00:00  点击数:

据波士顿双语网特约记者南金报道:美东时间3月30日下午4-6时,由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办,共识网传媒集团合作的讨论会“习近平主政下的变革”在哈佛大学西北科学大楼(Northwest Building)的B103举行。讨论会由哈佛大学史华慈讲座教授欧立德( Mark. C. Elliott)主持,中国专家团由共识网传媒集团总经理周志兴带队,秦晖、毛振华、徐耀桐、金雁、徐章润、华生、李银河、胡必亮等学者,就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与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主题演讲与讨论交流。

以下为毛振华校友演讲实录:

引子

感谢哈佛大学给我提供这次机会。讲经济改革的问题,还得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讲起,当时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就有价格双轨制理论,该理论主要贡献人是华生,也使得他80年代就非常有名,该理论也获得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这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们当时给这个理论评奖的时候,我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讨论人。

我们认为价格双轨制不是讲价格,而是讲中国改革的思路,就是由传统的命令经济、统治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混合体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在诸多的思路和选择中,最终我们选择了双轨制,一方面保持计划经济这一轨,另一方面我们开启市场经济这一轨,最后的结果是希望计划和市场能并轨。现在针对这个问题仍有很多的讨论,到底是计划这一轨并到市场这一轨里去,最终就只是市场这一轨,还是我们并成一个全新的路径,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回答清楚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再讨论经济改革的时候我觉得更加困惑,一方面党中央提出来全面深化改革这么一个号召,但是我们觉得经济改革面临更多的难题,尤其就经济本身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很多都是由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造成的。

一、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产生诸多问题

2007年,美国开始了金融危机,改变了全世界很多的经济运行方式,也改变了经济学领域里对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体制的择优选择的很多结论,到底什么样是最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经济学领域充满了争论。 2008年中国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参照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对抗金融危机,也就是采取了超级量化宽松政策。

其实中国没有出现经济危机,但是我们下了药,而且力度超欧赶美,我们印了很多钞票,大约相当于全世界新印钞票的60%,剩余的40%里才是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的总和。这些钱印出来之后并没有发给老百姓,也没有送给私营企业,而是通过债务杠杆扩张的形式给了以国有企业为基本代表的几个政策部门,所以中国很多地方本来已经基本上国有企业很少了,又重新产生了很多新的国有企业,据我估计,大概96%的债券市场的发债方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行的,90%的初始银行贷款是给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也就是说,假定我们把每一个货币背后都认为它是资源的配置权,或者说是资源配置能力的话,那么国有部门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一个貌似仅仅是对抗金融危机的经济行为在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更加强化了,市场更加弱化了。过去我们讲不要找市长,要去找市场,现在我们觉得找市场没有用,市长太厉害,市长签一个字,顶了好几个亿,这几个亿是很多年的收益也赚不回来的,我们可以放开使用。实践证明,以前由政府背景所借的所有坏账都将永远固化为债务,不用偿还。

第二,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了。我们认为过去的改革改了所有制的结构问题,因为只有不同的所有者之间才能进行合理的价格机制对接,这是整个市场经济一贯的基础。而2008年以来,就发现国有部门强大之后,这个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比如价格,你去投标的时候,一个民营企业没有那么多钱,成本就高;而国有企业的一方有无限制的资金来持有土地成本,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价格发生机制。

第三,改革政府自身面临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改革的困难比过去大得多,因为2008年以来,我们产生了巨大的改革的对象,那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中,政府和国有企业曾经是我们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方向,我们曾经在改革基础之上迎来了经济的大的增长,2007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1.9%,是我们最高的增长速度,也是我们各项指标达到的新高峰。但从改革的背景来看,我们面临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政府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有着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又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改革要改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还要依赖政府来领导我们改革,政府领导我们改革政府,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面的一段时间,我觉得经济界还是非常焦虑,到底怎么样,我记得那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宏观经济预测中期报告是我自己做的,我最后的结论是,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充满期待,拭目以待。评价我的报告的时候,清华大学有一个教授说不太赞成我的结论,他说:“拭目以待是什么意思?拭目以待是怀疑的状态下,我警惕地看着你”。其实我后来没有改,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警惕地看着到底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改革文件。

二、如何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变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出来以后,一晃两年多过去了,我们看到我们的改革做出什么呢?大家有很多兴奋者也有很多失望者。我理解全会后的中国的变革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重视基层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经济改革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叫做基层创新,现在我们叫做顶层设计,不仅如此,经济改革不能偷跑,不能抢跑,要法治先行,先改法律,当然改法律是有程序的,所以这两年改革当然我们看不见很多内容。,看不见改革有太多的东西的时候,大家就很焦虑。我们当年很多学者提出来顶层设计对不对?过去教育我们都说要基层创新,中国的改革蕴含着千家万户的创造性思维,他们从实践中总结的东西又推广到全国性的改革,这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现在我们说,我们要做的东西是先要做一个顶层设计。也有很多人问,原来一个老经济学家讲顶层设计,也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导师,别人问他怎么看?老先生开始没有回答,回答了以后别人说不对,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告诉我你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到底是什么关系。后来老先生说:“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就叫顶层设计,其他具体的领域还是要靠老百姓来创造”。

第二,政府自身的改革或被动或主动已经开始启动。今天我们说“经济改革步调”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两年做什么,其实我觉得还是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我们被倒逼的改革出现了,经济形势的发展,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需要释放更多的社会资本的能量来拉动经济,所以我们在政府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鼓励创新创业,我们简化工商登记制度、年检制度,在自贸区里推广权力清单、负面清单,我觉得这些工作还是做了不少,这叫倒逼改革。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些主动的尝试,改革现在进入真正的调整期,当然我们在讲改革的时候讲的是体制改革,不是讲政策的调整,现在我们讲利率市场化,质的市场改革也在进行。这一系列的东西目前看起来,尽管觉得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会长远地来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

第三,经济改革要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才能完成。这是因为只有整个政治框架的继续完善,真正的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框架基本完善下,我们新的经济体制也才能伴随这样的结构而产生。改革就是要改革利益集团,调整社会各阶层在现有框架下的利益结构。我们当然知道第一大利益集团就是政府,依附于政府权力、政府工作的人员、国有企业,这些最大集团的既得利益,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收入,也体现为他们对国家资源、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这个资源配置,到底是资本来配置资源还是由政府来配置资源、由官员来配置资源?这就是我们改革面临的第一个大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改革的完成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大的困难需要我们克服。仅仅说拿反腐来说,有些反腐跟我们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而反腐败之后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很多地方政府说我既不腐也不贪,但是我什么也不做,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决定,那个我也没有办法决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过去的权力设计里面,给了官员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我不理你我也没有什么坏处,如果跟你见面了,跟你去喝茶了,可能还会引发别人的联想,那我干脆不作为,一拖了之。

三、改革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反思

我觉得形势比人强。从改革的背景出发,有人讲:“混得下去是不改革的,中国当前过得还很好,为什么还要改革?政府应该强化自己,稳定自己”。回到刚才华生教授讲上世纪80年代改革对中国的深远影响上,大问题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搞出一个既不是计划也不是市场,是所谓一个我们中国特色的东西来,就像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我们回忆,我们来反思中国的改革成就是什么?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时候,我们讲中国特色和市场特色结合的时候,中国的成就到底是我们学习了西方的市场经济,摒弃了过去的命令经济、统治经济相结合的计划经济,还是我们就是因为有统治经济、命令经济、计划经济的成分,导致中国的政府控制经济,官员领导经济这样一个现状?所以就像我们讲一个动物进化的过程是一样的,由猿到人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据说最后一个被淘汰的是猴子的尾巴,猴子的尾巴到底有多重要呢?现在我们这个进化留了一点尾巴,这一部分的尾巴是需要被进化掉的呢,还是它就是不仅仅是一个需要保留的,而且是一棵参天大树,是支撑整个进化的基础,这个问题到今天我们并没有说清楚,其实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但我想未来改革的成功与否还在于对这个问题的认真反思和总结。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